【谨以此文，献给我的九十九位中师同学！】

我的舒师三年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我们含着泪，一读再读。——题记】

1980年中考，我以335分的优秀成绩考入舒城师范，成为一名中师生。

昔日的舒师，条件简陋，设施不全，甚至于借用一中的教学楼上课，具有当时百废待兴的时代特色。那时生源优秀，我们的八零级新生100人，基本就是县中考前100名。要知道，当时中师的录取率，要远低于现在的985院校。放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当之无愧的学霸。

我们考取后，大多数举家庆贺，有的连办三日酒席。没考上的，复读、再复读，大有非考取不罢休的气势。当然这样做的还都是较优秀的初三学生，否则只能望而却步。那时的农村，还没有外出打工的，无论男女老少，都被局限于萧条、闭塞、贫穷的村庄。对于象我这样出生在穷乡僻壤的农村孩子，小集镇都去的少，县城几乎是天边。而一旦考取中专，则可以跳出农门，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以后包分配工作，端上铁饭碗。

在当时的体制下，中师截留了包括我们在内的一批批优秀的初中毕业生。本是精美的璞玉，却做了国家教育的基石。我们在乡村、在山沟苦苦力撑……到如今，仅中专学历，本是最有资格炫耀初始学历的人，结果学历成了我们永远的痛；两鬓斑白，上不能孝亲，下不能荫子。2009年，我以选拔考试进入县城中学工作，自此真正别离了乡村，工作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但这实在不能算作是政府对中师生的回报与体恤！

如果那时是现在的招生体制，那么谁不211、谁不985？这是我们这代人该有的宿命啊！

时光流转，芳华落尽，层层叠叠的梦想被岁月搁浅，细细碎碎的情愫弥漫心间。

一

1980年9月1日，我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舒师。学校位于舒（舒城）千（千人桥）三（三河）公路北侧，西边是安合路和舒城汽车站，学校东、北两面均为广袤的田野。学校共两幢楼，均座北朝南，东边是教学楼，三层，当时在建，不能使用；西边是宿舍楼，三层，一楼住着老师，我们住在二楼，一个个小房间，一进房间门，左右靠墙各一排上下铺床，每排三张床，每个小房间住12人。宿舍楼的栏杆还没做，用毛竹、铁丝维持着，学校领导（或后勤职工）经常在楼下喊：“不要碰毛竹，危险！”。

进入学校的一条土路东侧是操场，活动时尘土飞扬。操场和教学楼之间是几排工棚，红砖瓦房，之后作为民师班宿舍。宿舍楼前面是稻田及水塘环绕中的几户人家，象小岛一样。宿舍楼的西边紧挨着食堂，食堂的门前搭着大雨棚，供学生在大棚内排队打饭打菜。

安顿好行李之后，我们立即去舒城一中找班主任报到。班主任张老师在一中办公楼的一间办公室的门旁摆一张矮凳子接受学生报名。张老师是位矮个的朴素的老头，他只带我们一年班主任和数学课。教室在一中河边一幢两层楼的二楼西边，木质楼板，一楼是一中学生教室。之后，我们去找司务长买饭菜票（以后都是定时免费发放）。

我的三年师范生活正式开始了。在舒师住宿、一中上课，每天早中晚，我们背着书包，拿着饭盒，往来于舒师和一中之间，两点一线。梅河路上，留下我们穿梭的身影，风霜雨雪，我们用稚嫩的双脚丈量着一年的时光。

一年后，我们不用再奔波了。舒师教学楼终于落成，我们上课在此楼（二楼）、住宿在此楼（一楼的一个大间，供我班全部48名男生居住），原住宿楼还原为教师宿舍楼。

之后两年，学校又建成一幢办公楼，在教学楼前、操场后，这就是我们毕业前学校的全部格局了。

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学校的大喇叭。当时的流行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军港之夜》、《十五的月亮》、《血染的风采》、《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听得人耳朵起茧。寒冬的早晨，学校播放大喇叭之前，汽车站的声音准时响起：“各位旅客朋友请注意，前往合肥（安庆）（六安）方向的旅客请马上检票上车…”。

天将明未明，起床铃响起，广播里《运动员进行曲》一声紧似一声，我们赶忙起床到操场做操，怕操前点名、怕老师检查寝室。

校长姓赵，五十多岁，微胖，矮个，头发稀疏花白，衣着朴素，是部队转业干部。经常乘学校拉煤或买菜的手扶拖拉机到校，被学生叽笑为：校长专车驾到。他有时中午放学前站在教学楼下，各班级就不敢早放学（舒师三年的习惯，老师人性化，上午最后一节课早放几分钟，让学生打饭菜，避免拥挤。但学校是反对的）。

因为是那个年代的行伍出身，所以赵校长的文化水平可能不是很高，有例为证：刚入学时开新生会，作为校长，应该表示热烈欢迎，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新生作要求和勉励。可他说愿干的留下，嫌差不愿干的卷铺盖走人。还有一次，开全体学生会，他强调寝室旁的小便池不准大便，他说：刚才我看了，里面有大便，还是新鲜的。哄堂大笑。真是段子说的，中文系毕业教中文，数学系毕业教数学，外语系毕业教外语，音乐系毕业教音乐…什么系都不是的当校长。

我们毕业后，舒师换了校长，系舒城县数学学术权威，大名鼎鼎的。

二

我们的课程开设全面，计有：政治（辨证唯物主义常识、政治经济学）、文选、语知、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书法、体育、教育学、心理学、语教法、数教法等。使用的是高中加普师教材。授课老师，多数四五十岁以上，为文革前的大学生，他（她）们科班出身，学养深厚，个性鲜明，风采纷呈。

我班三年三位班主任。一年级时班主任张老师，教高一数学循规蹈矩，经常写大篇幅板书。有时书写错误，经学生发现后，他玩笑说：“我故意错的，看你们谁能发现”。之后，还有很多次出错，学生异口同声地说，你故意错的，看我们谁能发现。二年级时班主任李老师，教文选。文采飞扬，气质卓越，不怒自威，在师生中具有极佳人气。他曾把发表小说的刊物带给我们看。他简直令人须仰视才见。李老师有时还向编辑记者推荐学生中的文学青年。遗憾的是他中途弃教从政（县政府办主任）。三年级班主任也姓李，教美术，中青年人，为人和善，形象确实具有艺术气质。

二年级、三年级时的数学老师朱老师，中等个头，儒雅风度，学识渊博。他备课极认真，书写一丝不苟，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写行列式符号的两条竖线都用直尺。他的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我怎么就没有学到呢？我出道之后教初中数学已三十五载，凭心而论，我还算爱学习肯钻研善思考的，否则，怎能在县选调考试中博得头筹？怎能在单位中帮数学教师释疑解惑？怎能在学校和社会广受赞誉？但我对于写备课笔记，总是敷衍塞责。我认为备课就是课前准备工作，可以在头脑中设计构思而不必一定写在纸上。但我在当教导主任时，也一样组织检查教师的备课笔记……虚伪的人啊！

在舒师的后两年，朱老师对我的培养关怀令我至今心存感激。记得朱老师刚带我们数学课不久，一次数学考试后，朱老师在班上说：我之前就发现张兴春同学数学好，现在看来，果然不假。实际上这次考试，我不是最高分，但朱老师在班上介绍说我的解题方法好。这之后，同学经常在耳边变着腔调说“果然不假”、“果然不假”…。还有一次，一天中午，朱老师把我单独叫到位于县物资局的家中，殷切勉励，言犹在耳，还题签赠送给我一本数学奥赛书。之后，数学成了我的终生职业。我也学着朱老师的榜样，关怀鼓励指导学生。现在我的学生中，已有北大生，已有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一等奖获得者，他们只知有我、不知有朱老师，殊不知，还是朱老师的爱在传承呢！

语知（语文基础知识）吕老师对汉语语法有研究，曾有语法专著获专家好评。他上课也有特色，经常说：“那个同学没听课，我知道”。搞得我们警觉起来。他还指着书说“这个地方我下次要考”，我们赶紧打记号。后来发现他的话原来是口头禅，我们也就无动于衷起来。

物理袁老师四五十岁，人不算年轻，但热情洋溢，谈笑自若，上课驾轻就熟。他能与好中差学生都搞好关系，这一点很难得。

化学章老师是一位女教师，上海人，大学毕业，教学水平高，也很敬业。但我在学习中化学成绩相对较差些，实在愧对老师。

音乐老师是县政协委员，这一点人人都知道，因为他总是自我宣传、广而告之。他还负责学校广播。冬天他检查早操出勤时，遇到有躲在被窝偷懒的，直接掀被子训斥，令人又厌又怕。他平时管的事也多，学生戏称他“刘校长”，他竟然自得地笑。调皮的学生故意向他反映大大小小的问题，他真的一脸庄重。因为忌讳日益荒芜的头顶，他常年戴着一顶布帽子，像赵本山似的。记得一次，我们几个同学面对面遇上刘老师，因他偶尔没戴帽子，我们竟都没有认出。

体育康老师是帅哥，人腼腆，不是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的性格，之后却弃教经商，成为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

我们老师中最年长的要数书法课郭老师，据说他曾是国民党政府的文员。他独自一人生活，年高体瘦，但精神矍铄，目光炯炯。他经常写几个字挂到黑板上，要我们临摹，或是要求我们临柳公权帖。他上课时经常手比划着、头朝后仰，一副酣醉于艺术的神态。

心理学潘老师，儒雅长者。他上课先抄一大黑版讲义，然后讲解，待讲解完也就到下课时间了。他当然要求学生作笔记，基本撇开教材（这是许多文科老师的共同做法。《围城》里写道，课本人人有，而讲义才是教授自己独特的东西）。他抄着，抄着，不时回过头，眼光从眼镜的上边缘打量着我们。

……

生我者父母，育我者老师。老师之恩，终生难报；老师之情，永驻我心！我的这一点点单薄的文字，怎能描绘出恩师的风华、怎能记载下师恩的厚重？我只能在内心默默地祈祷：愿吾师永远健康、平安、幸福！

三

三十八年前，一群十五、六岁的青葱少年，从全县的四面八方相聚于舒师。此后，我们同学习，同生活，也曾欢笑，也曾忧愁；也曾振奋、也曾消沉。

有时，我们心比天高，做着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五彩缤纷的梦，有时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升学无望，只能归宿于穷乡僻壤的农村小学。那三年，是我们“不思量，自难忘”的青春的梦，是我们中师生精神史上的永远回忆。

那时：

我们勤奋刻苦。我们获得了中考的成功，但我们没有满足于已有的成绩。我们专心听课，认真记笔记。中午和晚上，我们舍不得放弃一分一秒的时间。我们在田边、道旁、树下读书朗诵，这已是现在久违了的风景。同学之间，学习上较着劲。有时，我中午在寝室休息，起床后到教室一看，同学在认真学习，我马上恐慌起来，唯恐有所缺失。同学中，张、韩的语文好，韦、潘、陈的数学好，杜的化学好，王的美术好…我们人人都有追赶的目标。我们根本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铁饭碗已端在手、高低一个样、不思进取的模样。

我们兴趣广泛。文化课是主体，没有人敢放弃。除此之外，同学兴趣各异。同学们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竞赛、比赛、演讲、展览、汇演等活动。自学英语的准时收听广播《学英语》节目；爱文学的在创作投稿（当时八十年代初是文学的一个鼎盛期，各种期刊层出不穷）；爱音乐的声乐器乐声不绝于耳；爱美术的作品已很上档次；爱武术的早晚操练（当时《少林寺》火遍全国，杂志《武林》也很畅销）。周末晚上，我们三三两两去电影院看电影，或去图书馆看书，或去文化馆买票看电视，或溜进县委大院、车队等单位蹭电视。那时的中国女排世界夺冠和开庭审判四人帮都曾引起我们追逐电视的热潮。

我们生活简朴。当时社会流行的所谓时尚是：男生长头发、蛤蟆镜、花衬衫、喇叭裤，女生烫头发、描眉、涂口红。而我们是纯纯朴朴的一群人。我们有遗传于祖祖辈辈血脉中的纯朴，家庭经济条件也决定了我们的简朴。舒师三年，我们已不需要家庭经济负担，有的甚至省吃俭用，把有限的洗理费补贴家用。同学中有戴手表、穿皮鞋的已属高档，有人拥有一辆自行车则更是高消费，令人羡慕至极。

我们团结友爱。同学三年，我实在记不起某某脸红过，更甭说吵闹打斗了。常态的是：某某要好，常在一起学习交流；或某某是老乡，常搭伴往来；或某某的爱好相同，常常切磋探讨。十五六岁的少年，能把爱学习、守规则、重师友作为自己的自觉行为准则，实属难得。

不知从何时起，我与同学王、束、陈相处得比较近，曾被同学戏称为“四人帮”。王，是我的同桌，他文科见长，经常读着一本又一本的大部头。他言谈思辩性强，极有主见，不盲从；束，聪明活泼，反应快，思想活跃，学习举重若轻。他由一名中专生一跃成为博士，实在不是一般的强；陈，好动不好静，性格外向，总会给人以热情洋溢的印象，他以运动见长，一直至今；我，好静不好动，喜欢思考，好刨根问底地探究数学问题，但开拓性不足，所以后来发展得很有限。

后来，我们把饭菜票放在一起使用（有点抓钱不数的感觉），轮流生活值日。节假日，有时我们去对方家乡游玩。一次，我们去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照，四个人伏在一处做读书状，题曰：曾记否。我至今仍珍藏着。

还记得临近毕业的一个晚上，我们（还有其他同学）在龙头塔下的一个饭店吃饭喝酒，青春的澎湃激情加上酒精的催化剂使我们亢奋不已，之后，我们沿着六舒三公路，边走边聊，虽没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魄，却也有一番感慨，几多梦想。我们一直走到千人桥再走回，来回共十八公里，待我们回到学校时，食堂工人师傅已上班准备早餐。

三年同学，一朝分别。别时容易见时难。同学中，有的已是博士、大学教授，有的担任市、县政府部门的领导工作。在同一片土壤、同样的气候条件下，为什么人家能长成沉甸甸、金灿灿的稻谷，而我则成为稗草呢？有时当别人谈论到某人时，我会不自觉地脱口而出：“某某是我的同班同学，舒师八三届普2班”。好像自己很有面子似的。我曾一味地感慨时运不济、怨天尤人，实则空余一声叹息，于事无益！

我们同学的绝大多数，至今仍然服务于全县各地中小学，大多担任领导工作或业务骨干，成为各校的中流砥柱。

四

当年舒师毕业时，在教育主管部门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原则指导下，我们绝大多数都被分配至家乡附近的农村中小学。18岁之前，我们做着青春的梦，五彩斑斓。现在梦提前终结。我们与父辈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踏着家乡泥泞的乡间小道，走进土墙草顶的教室，教孩子们读课文、识汉字、演算式。学生们有时不称呼我为老师，只称呼大哥大伯什么的。课间休息时间，只要跨两道田埂，我就能帮父母收割插种。

同样的季节，传来了初中同学考上重点大学的消息，而三年前这些同学都肯定不如自己成绩好，这样的命运反差，曾深深地剌激过每一个中师毕业生。高考改变命运，他们真的是鸿鹄高飞，跳越农门，一飞冲天，考入北京、上海等繁华都市的高校并将留城工作。我同乡的两位同届初中同学，中考成绩比我低，只能读高中。但他俩大学毕业后考研，研究生毕业后先后进入国务院直属机关工作。如今他们偶尔回家乡时，市县领导陪同，前呼后拥，风光无限…

我们失落苦闷过，沉沦徬徨过，但重担还是我们挑着，天还是我们撑着。我们这一届师范生，在经过师范专业的养成教育和教师岗位的历练之后，一个个在业务能力上出类拔萃。

试看今日舒城教育之一隅，舍吾辈而其谁？

三十五年来，我们在重重矛盾和焦虑中艰难前行，为舒城农村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才华，在学生的身上，实现着自己曾经辉煌的梦。

十年内，精确地说七、八年内，我班同学将全部退休。届时，我们有四十多年的工龄教龄，有琳琅满目的各项荣誉，有数以千计的门生后学…

这一切，足矣！

——2018年于舒城二中